刘少奇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慈爱有加的父亲。刘少奇一生有九个儿女,虽然出生的时代环境不同,年龄差异很大,但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春风拂面的和平时期,他总是十分关心儿女的教育,严格要求他们的健康成长。
善于从思想上教育儿女
在孩子们求知欲望较强的年龄里,刘少奇对儿女的第一个要求是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国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刘爱琴作为刘少奇与革命烈士何宝珍所生的长女,出生不久就时值国共合作破裂,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公开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因革命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夫妇被迫离开武汉,将不足100天的女儿小爱(乳名)送给武汉工人纠察队一位同志托养,这一托养,就是10年。婴幼时期的小爱,跟随养父母受尽种种磨难,后因养父母家庭极端困难,8岁的小爱就被送到富裕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3月刘少奇回延安工作,经党组织多方寻找,才将小爱带到了延安,与刘少奇见面。得知小爱到了延安,刘少奇喜出望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拉着小爱的手,让她坐在膝盖上,深情地说:“你受苦了,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一下。咱们中国像你这样受苦的孩子还很多,共产党就是要解放那些和你一样的受苦人才干革命的。你是我们党用几百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的血汗钱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朴素的话语之间,流露出刘少奇对女儿无比关爱之情。在深深的关爱之中,刘少奇不忘教育小爱从小要树立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的求学志向。
这一年秋天,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在六哥刘云庭带领下,也来到了延安。1925年春天,刘少奇和何宝珍调离安源,刘少奇托六哥刘云庭将允斌带回老家炭子冲跟大娘周氏、祖母鲁氏一起生活,这样一别就是13年,何宝珍1934年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对于这两个长期不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儿女,刘少奇面对他们苦难的童年,不是采取用物质的东西来弥补,而是通过耐心的教育,让兄妹俩懂得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对于兄妹俩的学习教育,刘少奇始终牵挂在心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和允斌兄妹一起。特别是对从未上过学的小爱,刘少奇还常用形象通俗的事例教育她、启发她。一天晚饭后,刘少奇指着墙上的两幅画像问小爱:“你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小爱摇了摇头。刘少奇就耐心地告诉小爱说:“左边的那张是孙中山,中国的革命家,反对坏人,给人民做了好事的,是个好人;那一张是蒋介石,他这个人不好,特别是过去不好。他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现在嘛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为了使小爱懂得这些道理,刘少奇不断启发小爱:“我们为什么住在山沟里?因为要抗日。日本鬼子杀害我们的人民,占领我们的土地。我们住在这里,就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领导抗日队伍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话语体现刘少奇对儿女思想教育的高度重视。
1938年秋,允斌兄妹被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学习,在这里学习一年之后,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把一批革命后代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允斌兄妹也在选送之列。这年暑假,刘少奇挤出时间将他们叫到身边,进行出发前的思想教育。刘少奇用平等的口吻问道:“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兄妹俩高兴地说:“愿意。可去那里干什么呀?”刘少奇说:“学习。你们到那里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说到这里,刘少奇沉思了一会动情地说:“你们才回到爸爸的身边,就要再暂时分开了。你们的妈妈是烈士,我很快就要离开延安了,前往华中抗日前线。这次送你们到苏联学习,是中央研究决定的,你们要好好珍惜,不辜负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1939年9月,允斌兄妹到达苏联莫斯科,开始了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这次允斌兄妹与父亲刘少奇一别就是整整10年。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刘少奇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念子之痛,让允斌兄妹在异国他乡接受革命洗礼和锻炼。
1955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在苏联学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他觉得自己的兴趣在文学,又和同学们的关系搞得不好,闹着要转学。他写信给父亲,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接到刘允若的信,刘少奇一连给他回了好几封长信,除和他交谈学习兴趣问题外,着重批评了他搞不好关系、闹转学的错误思想,并把情况告诉了驻苏大使馆,请大使馆人员批评教育他。刘少奇在给允若的信中说:“关于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调换的。但根据你的来信,你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是错误的……你一贯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这个毛病不仅没改,而且有了发展。现在你应该向你的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学们批评,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就是说,在你的同学们面前,你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当你同你的同学们、你的组织关系搞不好,而且真理又不完全在你这方面时,我是不会支持你的,我只能相信和支持你的组织方面。你必须改正你的错误,否则坚持下去,还会要犯更大的错误。”
刘少奇联系平时允若谈话时流露出的思想,还说:“你总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为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别人,却要别人来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思想。你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经常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有错误立即改正,否则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大学白上!”对于允若想转学其他专业的问题,刘少奇在回信中列举了孙中山、鲁迅和毛泽东为例说:“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
刘少奇写给允若的信的主要内容,由驻苏使馆人员向全体留苏学生做了传达,使允若和同学们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允若在父亲和大使馆组织的耐心教育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最后愉快地接受了意见。看到刘允若的每一点进步,刘少奇都给以热情的鼓励。1958年9月9日,刘少奇专门致信给允若,勉励他:“鼓足干劲,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和学习。”1960年,刘允若完成学习任务,回到祖国,遵照父亲嘱托,在工作岗位上,积极为祖国核工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对待允斌、允若、爱琴三兄妹的学习教育上,刘少奇都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们,讲事实,说道理,从而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方向,报效祖国,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无比高尚的革命情怀。
教育儿女要舍小家为大家
在对待允斌、爱琴兄妹的婚姻问题上,刘少奇始终要求他们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为大我。1949年6月,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与苏共进行谈判,商量建国事宜。在谈判期间,刘少奇见到了10年未见面的允斌、爱琴兄妹。此时俩人均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在莫斯科通讯学校求学期间,爱琴与西班牙籍的费尔南多深深相恋了。在刘少奇到莫斯科以后,爱琴便把和费尔南多相爱的经过告诉了父亲,期望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是,刘少奇为了爱琴将来能够顺利学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对爱琴的恋情没有同意,并让她搬到公寓和他一起住。
一天,刘少奇利用谈判休息的空隙,将刘爱琴叫到身边,耐心、诚挚地对爱琴说:“爱儿,你坐下来听我说。费尔南多是西班牙人,他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不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你想过吗?他到中国生活不方便,并且西班牙的国家制度,同我们将要建立的国家不一样,爸爸要对你生活和政治负责。”刘爱琴争辩道:“爸,不错,费尔南多是西班牙人,那有什么关系,到中国生活会互相帮助,他可以做翻译工作,而且我可以教他中文,给他当翻译。”
本着教育好女儿的目的,刘少奇一改往日的和蔼,严肃地对爱琴说:“爱儿,中国现在西班牙文的翻译还少得很,你自己做他的翻译,那你个人又怎么能为党工作呢?又怎么能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呢?你首先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刘爱琴看到父亲严肃而又慈祥的面孔,难过地哭了。实际上,刘爱琴还不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有一次刘爱琴不冷静地对哥哥刘允斌说:“我真不懂,我们从小就被父母送人了,吃尽了苦。好不容易才到了爸爸身边,他却又把我们送到苏联,饱尝了战争的死亡、饥饿和寒冷。现在和平了,他又要我牺牲爱情!难道做刘少奇的女儿,就只有牺牲自己所有的幸福吗?如果是这样,我不如做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女儿好了。”
刘允斌非常理解妹妹的心情,但是理智驱使他必须按照父亲的教诲对刘爱琴进行安慰。最后,兄妹俩人感到:父亲说的是对的。何时何事都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不正是父亲做人的基本准则吗?尽管难以了却与费尔南多的感情,刘爱琴还是跟随父亲刘少奇登上了返回祖国的火车。
1950年,继续留在苏联求学的刘允斌与苏联姑娘玛拉·费多托娃相爱,此次允斌吸取妹妹爱琴与费尔南多相爱的教训,主动写信告诉了父亲刘少奇,并征求他的意见。刘少奇从自己接触到的一些革命者的涉外婚姻中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在事业和生活中,不少人遭受过挫折。从关心爱护儿女的角度,特别是从接受党的培养,将来要报效祖国的政治角度考虑,刘少奇并不支持儿女与外国人结婚,这就是他不同意刘爱琴与费尔南多那段婚恋的原因。但是,看到刘允斌的来信,考虑到苏联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一向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刘少奇,最终同意了刘允斌与玛拉·费多托娃的婚事。但在他和王光美的“王大使转刘允斌”的电报中明确写道:
来信悉。我们同意你与费多托娃结婚,但你在大学毕业后,应即回国工作。我们前有信告你。
刘少奇 王光美
8月19日
1956年,刘少奇获悉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将要结束,就写信要允斌回国工作。刘少奇在信中对允斌写道: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接到父亲刘少奇的信,刘允斌在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尽管他十分向往回到祖国工作,但毕竟要抛妻弃子,心里总有万千不舍。尽管允斌十分热爱妻儿,但在党和国家利益面前,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国家急需要他投入的核工业研究战场———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后抽调到西北刚创办的核燃料元件厂202厂,担任第三研究室主任,默默为祖国核工业贡献自己的智慧。正是刘少奇身上那种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感染着允斌、爱琴兄妹,他们在面对个人幸福与国家利益时,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这种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从不为儿女搞特殊
刘少奇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子,对儿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娇惯、溺爱儿女,为儿女搞特殊。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回国后不久,刘少奇专门带爱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向校长说明来意后,专门叮嘱校长:“爱琴来到这里,你们一定要严格要求她。她的主要任务有两个,就是教俄语和学中文。上汉语课时,对她按学生一样看待;教俄语时,要和其他老师一样要求。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迁就。”刘爱琴在学校勤奋工作,每周担任18节俄语课,教学水平也不错。在评定工资时,学校领导准备按规定像其他教师一样确定她的工资级别。但是,他们在征求刘少奇的意见时,刘少奇坚决不同意,说:“不行,她除了教俄语还有学习的任务,不能和其他教师比,每月给她够吃饭的工资就行了。”那时,工资都是用小米折算的,其他教师一般为每月800斤小米,刘爱琴只定了小米400斤。
每到周末,刘爱琴从学校回家,都是和其他同学一样乘公共汽车。有一次,等公共汽车的人实在太多,刘爱琴便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要他们派车来接。后来,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教育了刘爱琴,说:“你不能再打电话要车了。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我坐车是工作需要,所以我用。你给车队打电话,就要派别的车,是不是要耽误人家的事?回家的路远可以坐公共汽车嘛!”空闲时间,刘爱琴喜欢溜冰,但没有毛裤,于是乘刘少奇离京外出的时候,悄悄让工作人员买了一身绒衣绒裤。刘少奇回来以后,知道了这件事,专门把爱琴叫到跟前,说:“你不是有了毛线衣,为什么要买一身?你花的不是我的钱,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没有钱,我花的都是人民给的。现在实行供给制,家中所需都是国家配给,自己已经有了的,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都很穷。”还有一次,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中南海演出《霸王别姬》,几乎没有听过京剧的刘爱琴,便背着刘少奇让工作人员找了张票,为这件事刘爱琴又受了父亲刘少奇一顿批评。在刘爱琴预备党员转正这件事情上,刘少奇对爱琴的思想毛病看得比较透,在班级党支部征求家长对刘爱琴转正问题的意见时,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指出女儿存在的不足,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硬是将刘爱琴的党员预备予以取消。
通过这些事,对刘爱琴的震动很大,她开始认真思考父亲的批评和教育,积极从思想上克服“自来红”的优越感,置身于人民群众中,脚踏实地工作,积极响应北京机关干部下放支援边疆建设活动,到了内蒙古工作。刘少奇就是这样严格地对待儿女,不能利用他的影响,谋取半点特殊,体现了刘少奇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
对待三儿子刘丁的读书也是如此。刘丁初中毕业后,虽然经过积极的努力,但还是没有如愿考入高中。这时,有些好心的同志,想利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讲情,希望给予照顾。刘少奇知道后,专门为这件事情开了个有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的家庭会议。刘少奇说:“你们在外面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要填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今天,丁丁没有考上高中,有人想打我的旗号去活动,好像高干儿女就一定得上高中、大学,不管是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当干部,不管有没有能力。为什么高干儿女就不能当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儿女绝不能搞特殊。”
此时,刘少奇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特别是关于半工半读的思想,并且日趋成熟。刘少奇在征求刘丁的意见时,表示希望他能到农业技术学校学习。刘丁愉快地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考上了北京房山县良乡农机学校,安心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对待刘平平,刘少奇也是容不得半点特殊。1964年夏,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蹲点,刘少奇写了封信让15岁的女儿平平送去,并嘱咐秘书,不要给她买票,不要送她上火车站,也不要通知王光美接她,一切由她自理。刘少奇这种不为儿女搞半点特殊的教育方法给儿女留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留下干事业的志向抱负和知识能力,留下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的党风和家风。刘少奇知道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自己带头为儿女搞特殊,那么整个执政党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气将会发生变化,势必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势必会影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总是把对儿女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以更加严格的方式表现出来